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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记的道路,硬背的人生——《我的大学系列》番外篇之十四

苏丹 四面空间 202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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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这世间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话没错,但这是描述世界、社会、领域初始状态时的情形,它既是真理又不尽合理。而我们这些幸运的和不幸运的人则多是面对着一个既成的事实,那道路已然形成,或为独木桥、或是金光大道。记住这些道路成了人生中的训诫,少走弯路是绝大多数人的念想,因为人生如此短暂。虽然记住了道路避免了迷失,但道路上的关卡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走路是人的权利,人人都要走在路上,因此道路上总是人满为患。于是道路上又出现了关卡,一道道的。关卡是一种人为的限制,通关需要口令,而口令多了就需要硬背,背诵能力超强者走得就快、就通顺。




# 恶狠狠地背诵 #


中国研究生考试最大的特色在于,两门令考生最为头疼的科目竟然和专业能力的测评无甚直接关联。但貌似它们或高瞻远瞩,为我们指点人生迷津,或为我们搭建外接的桥梁,让天堑变通途。二者其一是英语,其二是政治。而且这两门课程都得通过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应对,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这种刻板且具强迫属性的方式,对于天生反叛类型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种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伤害。我们除了心疼生命中那些宝贵的时间以外,还需要祭出坚韧的毅力,与之展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搏杀。 


在八十年代,许多学科的最高学历都还只是硕士研究生,和当今庞大的博士数量相比名额实在少得可怜。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考研的经历,最终因为糟糕的英语成绩拖累而宣告失败。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对外交流的频率远没有今天这样高,升学的各个环节严守英语的标准是政治家的见识,的确超越了那个时代。但是我们这类小人物却是痛苦不堪的,对于学习外语究竟有何用,一直处于疑惑和愤懑之中。而且当时像东北这样的地方,日语、俄语还说得过去,英语学习缺少最基本的语言环境。然而我深知英语是自己通过学业升造、攀升进取人生路途中的一条难以逾越的壕沟,如果下定决心走考研这条道路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无异于在华山登顶途中,在必经的一条独木桥上迎面遭遇自己的宿敌,必须要做的就是不计成本的去解决英语应试问题。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绥芬河分部开学典礼,图片源自网络

哈尔滨教育用品供应社出版的初中《俄语课本》,图片源自网络


而现实情况是,在留校的三年时间里,自己除了在有考托福冲动的那段短短几个月内看过几眼英语之外,几乎从未再次触碰这一个令自己伤心欲绝的领域。因此,面对此番迫在眉睫且志在必得的考研,我必须勇敢的直面自己在应试科目中的短板,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攻克这一难关。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真实客观地评估自己时下的英语水准,和通过研究生考试英语水平之间的差距。于是在1990年的八月下旬,从中央工艺美院“踩点”回到哈尔滨之后,我抽出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再小心翼翼地拿出1988年的考研试卷,掐着时钟,严格按照考试的时间做了一遍测试,之后煞有介事般对着标准答案给自己评分。结果是惨淡的,令我万分失落,28分就是我那次自测的成绩。但是我清楚英语这个问题不解决,自己对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将化为泡影。于是抱定了向死而生的决心,开始制定苛刻又精确的时间表。我深知要想突围成功,也就意味着在距离考试四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刻苦的学习,每个月必须要提高10分左右。


据说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难的,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复读中的硕士研究生考生考试的英语成绩,即使基础比较好的人每一年提高十分都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事情。因此若是想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一鼓作气提高三十分到四十分这样的一个幅度,对于我这样一个基础薄弱,且对英语考试有点像国足对垒韩国队一般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周围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我会成功,当见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多是出于客套而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估计建筑系的领导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破天荒似的准许了我的考研请求。但这一次我知道破釜沉舟的行动开始了......


1990年中考英语探测题,图片源自网络


回顾人生,至今这个英语考试攻坚的过程,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为骄傲的事情之一。我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在囚室里偷偷挖地道的越狱者,也像一个手执小镐日夜不停地挖掘横亘在面前的这座“大山”的新时代愚公。最终我凭着自己坚定的毅力,缜密的计划和有条不紊的学习,一点一点地接近了那个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我对每日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划,精确到了10分钟的度量单位,几乎将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开会之余的所有时间都倾注到了背英语单词、做练习题上了。在重复中巩固记忆,在重复中延伸范围。依靠蛮力,自己的词汇量迅速大涨,我几乎把一本厚厚的专用于考研的辅导单词、词组汇编,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内容全部背了下来,甚至包括有诸多词性和含义的多义词。于此同时,大概每过10天,在经过新一轮奋不顾身般的背诵和学习之后,我就会掐着钟表,躲在小屋里按照考试的规则进行一轮自我测试。那分数的变化简直像是蜗牛爬山,在一点一点的攀升。所幸几乎每一次测试,都会比前一次测试提高三到五分。有趣的是,这种孤注一掷的模拟考试像极了东北的大秧歌,歪歪扭扭,步履蹒跚地前进三步后,往往会向后退却半步。但我并不气馁,而是横下一条心依然每天拿出五到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又艰苦的拉锯战后,奇迹终于显现了,到考试前一个月我自测的成绩基本上稳定在了六十分左右,离考试最近的一次自测分数甚至还达到了七十分。这下自己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因为我知道中国的美术院校在当时的英语及格线是四十分,遇到特殊的情况还会再下浮五分。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片段,图片源自网络


除了闭关苦修似的一个人埋头死磕,我还上了在本学院开班的英语补习班,辅导老师是学院英语教学的权威杨匡汉教授。本科学习阶段,杨教授教授A班,而我却在B班垫底处苦苦挣扎,从未听过A班教授的授课。杨教授广东一带人士,口音很重,但讲得很好,从容、淡定,还有一丝幽默,他深入浅出的讲授令我茅塞顿开。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才知道对于学习了十几年的英语自己几乎是一个白痴,从语法到音标再到听力可谓千疮百孔。经常性的我想到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那句话:“今晚的月亮格外明亮,我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二十几年都是发昏。”好在此时我只能坐困兽之斗,保持了极为谦逊的态度和极为用心的倾听。耐下心来之后,一切都在慢慢改变着,原本欠缺的储备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构性的缺失部分也得到了补救。因此对于本来忧心忡忡的硕士英语考试,心里的底气俨然又增加了一份。 


雪上加霜的事情是,从1991年开始,硕士研究生英语考试中加入了听力的内容。应当说这个消息,对一直以来侧重俄语、日语的整个东北地区的考生都是伤害,对我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大学本科阶段的英语老师一度是一位山东人,他发音时感觉要把嚼煎饼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那力量明显来自牙根,并在口腔中反复地被上下齿碾磨着。语调的起伏也像极了山东快书中《武松打虎》那一段,抑扬顿挫,听起来生动幽默,但是就是觉得不是英语。从哈工大方面传来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他们研究生的教学要求学生们每日收听BBC新闻。这个阶段的海外电台虽然不算偷听敌台的罪名了,但信号干扰依然存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精于此道的哈工大学生们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买一款当时最先进、价格56元的半导体收音机,它细密的接收频率可以克服以上困难。但由于当年这项政策出台引发的惶恐,这款收音机竟然一时售罄,只好组织集体团购,最终这尺寸形状像块板儿砖一样沉甸甸的黑家伙从广东一带寄来,每天背着它,有一种全副武装的感觉,我决心要用这块板儿砖砸开英语考试的大门。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颇为见效,经过几个月死乞白赖的听力练习,耳朵渐渐熟悉了这纯正英语的语感,彻底清洗掉了昔日“山东英语”在耳膜中留下的包浆。


和英语惊心动魄死磕的几个月里,我无法改变它,却在不断接近它。我让那厚厚的辞典搁在我最贴身的地方、随身携带的拎包里、餐桌上、枕边......神奇的是它竟然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我。一如既往的背诵终于让我奴性的底色慢慢显露了出来,一度我几乎背诵成瘾、流连忘返了。


九十年代半导体收音机,图片源自网络



# 政治辅导 #


考研复习的过程和当时流行的一种电子游戏“超级玛丽”挺相似,路途坎坷,妖孽神出鬼没,而考生又必须展示出活蹦乱跳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政治考试是拦在我考研迁徙面前的另一条巨大的壕沟,其实不能说自己不关心政治,普天下唯有中国人民最关心政治。大多数人从小就是这样每天被包裹浸泡在广播里、电视里、报纸上包括年画里的各种层次的政治话语中。人们日常生活的闲扯、唠嗑中也多是关于国际、国内的大事件,我也不例外,小学起就整天看参考消息上的冷战分析。即使这样,我的政治成绩却依然不好,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我。我的政治成绩不好,也是由来已久,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如此,中国的政治考试是有标准答案有踩分点的,它并不要求你发挥什么想象力和自己的主见,而是要按照国家既定的方针政策,一字一句地背诵,再内化于心。


哈工大的考研政治辅导在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省应该说是最见功力也是成效最显著的,这也算是一种专业性知识,即对国家意识塑造的套路了然于心的一种表现。每一年不凡的表现很快会形成良好的口碑,令心急如焚的考生们趋之若鹜。我当时报的政治补习班就是哈工大的考研政治补习班,因为自己住在教化青年教师宿舍,距离补习的地点也就是隔了一条大直街,非常的方便,记得那个政治补习班都是在晚上开课,那个阶梯教室里面每天坐得满满登登。当时阶梯教室里约摸有300人左右,每一次补习大家都提前半小时甚至更早进到课堂,为的就是抢占有利的座席位置。授课老师都是一些有着不凡口碑的辅导名手,擅于围绕考试大纲进行重点讲授。考生们像追逐明星一般期待着这些“大人物”们粉墨登场,如盼救星一样等待他们的点拨。这些平时授课并不怎么招人待见的政治课教师,此时此刻终于找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感觉,他们在黑板上激扬文字,在书本上指点迷津,好不神气。


九十年代大学校园补习班,图片源自网络


九十年代初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历史阶段,禁区虽然存在,但已经开始变得可以触碰,比如百团大战引发的反思、土改的真相、私有化和改革的关系等;关于时政中国的国际热点,莫过于当时美国出兵海湾地区战略意图的推测。每一次等候补习课程之前,或课堂间隙,教室里讲台上方吊挂的24寸彩电会给我们播放时政要闻。有一次恰逢美伊开战前伊拉克阅兵的场景,十万铁甲雄兵列队出征的场景很具煽动性,尤其解说员介绍说,伊方编辑的新闻素材中的插曲使用了《星球大战》主题曲之时,教室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此同时一个角落里还传出了“SDM万岁!”的口号声,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90年代伊拉克阅兵,图片源自网络

1991年1月23日,海湾战争第6日,《人民日报》对战争局势的报道。图片源自网络


有时候课堂上也有讨论,其中最热烈的莫过于政治经济学,因为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从萌芽走向更大程度的野蛮生长期,许多新生事物开始不断地涌现,让人们深感迷惑。比如有一次给我们辅导的那位身形矮小的老师,带着浓重的川普口音模仿电影演员李默然在电视广告中代言三九胃泰的独白:“干我们这一行,生活没有规律,容易得胃病,三九胃泰……”体制内的公众人物为商品代言牟利这种新生事物需要得到高手辩解,才能获得道义方面的合法性。对于计划经济观念顽固的一代人来说,这次思想上的急转弯很不容易,这些新的经济模式到底是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需要解释,因此辅导老师有时候就会抛出这样的问题,并给我们祭出一些典型的事例进行例证说明,而这些事例很有可能出现在未来的考试的考题中。


但是,考生们最关心的还是授课教师对考研题目范围的猜测和押宝,这对于提高成绩是有最直接影响的。因此,临近辅导结束的时候,听众席上就开始鼓噪,要求老师进行进一步缩小范围。老师们先是推托(估计是担心失手),但花费了钱和时间的考生们怎肯作罢,不断地提供哄闹的动静,在最后时刻老师会在学生们的一片震耳欲聋的哄闹之中无奈地道出这些秘诀。最终,学生们会对老师的义举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政治考试是迫不得已的,和个人能力毫无关系,大家参加辅导所有的理由和愿望,就是指望能够获得这些秘诀,然后在那些令人乏味的模式之下兵不血刃般胜出。



# 苏教头夜雪 #


政治考试更是靠突击,决胜期往往就是在最后的两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因此政治考试的辅导多在临近考试的一个半月前开课。考生们紧张的神经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分,而此时也是一年之中东北最冷的时节。风一轮一轮刮个不休,雪一场接一场下个不停,硬的如砂砾一样的降雪在怒吼的狂风的鼓舞下劈头盖脸而来,让我连哭的表情都做不出来。


记得每次在学校教学工作结束之后,我会顶着刺骨的寒风,步行到位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哈工大之间的一个菜馆去吃晚饭。这家不起眼的烧麦馆位于河沟街上,紧邻一座早已废弃的领事馆。虽然它的门口只挂着两个幌子,但这家的炒菜可口,价格低廉,是青年学生和教师们的最爱。虽然其内部装修简陋,但这里也曾是我们经常聚会的一个窝点。前文提到的那几次大规模殴斗之后的庆功宴就曾在此举行,那时接近二十人围坐在里屋的一个包间内,泛黄的灯光映照在那一张张兴奋无比的脸蛋上,那一次点了至少二十五道菜,吃光的盘子一层层叠落在一起,赤裸裸地反射着贪婪、欲望和热情;喝了三箱啤酒,空酒瓶东倒西歪散落在四下里,比醉酒的人们先行倒伏下来。这种聚餐简直就像一场战争,可谓沟满壕平般畅快。


而这一段时间里,我只能是孤身一人去那个挤满食客、烟熏火燎的小餐馆就餐。人间的烟火总是抵达高冷目标的一块块基石,一个个温暖的驿站。这一段大约五百米左右的步行路程在严酷的冬季里令人感觉非常漫长,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寒冷又像一条鞭子,不间断地在催促自己加快步伐,以减少自己的肉身在天凝地闭的寒冷中遭受摧残。撞入厚厚门帘的一刹那,裹挟着肉香的温暖扑面而来,两只镜片上立刻一层白色的结露。笨拙地寻到一张小桌坐下,用衣角拭去镜片上的白雾,之后在完全不用菜单的情况下开始吆喝老板点菜。为了抵御这颇具杀伤力的刺骨寒冷,清真菜馆里的羊杂汤和羊肉烧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几乎每一次上补习课程之前,晚餐菜单都是固定的,主要是两样内容,一碗羊杂汤,一份爆炒羊脸,主食是四两羊肉烧麦。这样暖身的饭菜,在凶残恶毒的冬季非常给力,它们的美好是全方位的,从味觉到口感再到体感。吃的兴起的时候还会要一瓶哈尔滨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从小菜馆出来浑身上下暖暖的,身板挺得如同标枪一样笔直。感觉风已不再那么强劲,寒风的刀口像卷了刀一样变得钝了许多。站在飘动的幌子下,打了几个饱嗝,眺望了一眼远处灯火阑珊的校区,沉着而去。再曲折前行几段,共步行大约500米左右的路程,就会到达那个临近大直街的阶梯教室。


不知为什么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讲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和这座城市令人生畏的冬天仿佛经过爱恨交加的七年相守,如今自己去意已定,即将告别哈尔滨的冬天,于是这里的寒冷就原形毕露,加重对我身体的暴虐。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寒冷某种程度是一种快节奏的事物,就像空气加速后会让人感到凉爽一样。我在寒冷这种快节奏的带动之下,疯狂记忆、阅读、抄写、只争朝夕,为的只是逃离寒冷。这种歇斯底里般的自虐和苦行,非常像摇滚乐之中一个歌手或者千万歌迷所做出的癫狂举动。中国式的考研迁徙就是一年一次无比壮观的社会性运动,成百万的年轻人在广袤的土地上做着同样的动作,大家麻木地背诵,疯狂地补习,还要不远千里地踏勘、踩点,千丝万缕中寻找人脉……如此壮丽,如此雄阔,如此义无反顾,不可阻挡。人们的思想在国家社会筑就的藩篱间奋飞,希冀实现跨越,寻找未来的家园。滚滚肉身搭乘着绿皮火车、长途汽车,手扶拖拉机向中心城市进发,这千百万人的跋涉如非洲草原上角马蛮牛们定期的迁徙,每一个个体都奋不顾身紧随着时代的步伐,于是脚下的大地在颤抖,身边的河水在疾流,好一派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迁徙大军,图片源自Nature



# 赴京赶考 #


经过接近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终于到了临近考试的时间。为了适应考试环境,我提前一个星期来到了北京,住在了位于朝阳区南湖渠的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的宿舍里。那时候的南湖渠还是一片农田,只有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建筑机械厂算是工业和农耕短兵相接的过河卒子。附近地标性的建筑就是中建一局四公司的3栋高层塔楼,它们非常突兀的拔地而起,孤立在一片田野阡陌之中。夏天的时候这里令人烦躁的蝉鸣和聒噪的蛙声此起彼伏相互应和着,表达出对工业文明的轻蔑和嘲讽。工厂的杂草中到处是黑灰色的蛇,有时会漫不经心地窜出草丛在马路上游走,它们这些原住民对不久将至的灭顶之灾毫无防范。由附近农民用板车拼凑的集市和一个简朴的供销社,为这里的工人们提供着绵薄的物资供给。这荒唐错乱的景观很难让你把此地和伟大的首都联系起来,但对于我来讲,这里是我进驻北京的滩头阵地。


从南湖渠到光华路需要换乘三次车,先是搭乘404公交车到东直门,再换乘402,最后在呼家楼一带换成9路公交车到光华路站。这个距离在人人自驾的今天看来只是庞大北京版图中的一小段曲折的线段,但在当时却是从繁华的商务区到城乡结合部的巨大跨跃。东三环北路一带当时正处在北京城扩张的前沿,那里有北京最好的酒店和最时髦的人群,也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高二百零八米的京广中心建筑主体已经完成,其弧形的灰色玻璃幕墙,反射着三环附近工农交错复杂矛盾的城市景观,体现着现代化的勃勃雄心。相比之下,南湖渠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眉目不清的城乡结合部,从那里要抵达考场,乘车的时间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视觉感受更像是跨越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文明的距离。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殊情况下公交车经常发生一些意外,比如挤不上车,汽车抛锚,乘客之间发生肢体冲突影响车辆正常运行等。因此考研的那几天,为安全起见我都选择了自己骑自行车,冒着严寒从南湖渠到光华路,骑行时间大概需要1个小时。开考的那一天早上,南湖渠一带农家的鸡还没叫,我已精神抖擞般麻利地起床,吃完早饭准备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借着路灯微弱的光芒骑出了那一条狭窄的乡间公路之后,灰蒙蒙的天空的东方开始呈现出鱼肚般的白色。再从京顺路拐上三环之后,天已经完全放亮了,正在施工中的燕莎中心巨大体量,几何形状明确的亮马桥大厦、包裹着亮晶晶的玻璃幕墙的长城饭店一个个从身边擦过。路过庄严伟岸的农展馆时,不知为什么心情突然豁然开朗了起来。而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苏醒,宽阔的大街上,穿梭者往来的车辆,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也多了起来,混迹于这股主流之中。舒情无比的《北京颂歌》仿佛在耳畔响起。


1993年夏天,正在建设中的北京三环路。图片源自网络三元桥坐落在三环路东北角,建成于1984年。图片源自网络



# 考场上 #


研究生考试的考场设在教学楼一楼东侧,监考的主考官是一位谢顶又瘦高的长者,此人想必也是一位领导,身着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腰杆笔直,气宇轩昂。他用一口秦皇岛口音抑扬顿挫地朗声宣读了考场的纪律之后,就开始指挥发试卷。第一门考试科目就是英语,英语考试在美术学院的考场中无异于一次集体性屠杀,几乎所有人都面色如土,惊恐地等待着长达三个小时的凌迟。对于我来说,这是自己演练了无数次的考试,但它还是自己最紧张的时刻,因为英语是自己学业中长久以来的顽疾,也是自己在漫长的复习过程中,付出最多、最努力准备的一门功课。当刺耳的铃声响起之后,长时期因紧张和专注积聚的负能量爆发了,它来的如此猛烈,令我手足无措。只是觉得刹那间大脑里一片空白,像是短路的计算器一样。以至于自己在考试开始后的前十分钟内根本无法进入读题的状态,于是自己连续做了十几个深呼吸稳定下来情绪,就这样才缓慢地进入了考试状态。


实力还是决定一切的,很多考题在复习过程中都碰过,只是因为记忆力的有限,不能将他们完全重复输出,但是看着熟悉就是自信的开始,有许多题的结果选择早已成为条件反思的一部分,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于是一道题一道题的答,一个空一个空的填,一个选项一个选项的选择,终于熬到了最后的作文和听力。考场里结束考试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居然还有10分的题没有做,这是在我半年来经历的模拟考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情。我想是由于过度紧张,导致的状态失常吧。


当我进入专业考试时明显的就顺利了很多,复习考试的半年以来专业考试方面的准备我几乎从来没有去触碰,只是在临近考前的半个月中草草地做了两次练习。这一切要得益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独特的训练方式,在母校的专业训练体系中,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一直保持着快速设计训练,就是要求学生们在6-8个小时之内完成一定规模的方案设计。这种训练对于学生在短时间内均衡构思和表现的能力,具有奇效。不知何故,我的学校愣是将这种训练纳入了考试类别,于是每年都会有学生因快速设计不及格而降级。升降级的制度对于学生们影响是很大的,于是一些能有利于快速表现的方式和设计方式就逐渐形成了。我得益于此,虽然自己厌恶它。对于应对硕士考试,这样的快速设计方式以及快速表达方式都具有非常直接的效用。


虽然自己并未在复习的过程中对专业考试消耗太多的时间,但是,考试前的准备还是非常的充分的。专业考试包括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一整套的图纸专业设计,半天时间的专业表现和专业理论。对于专业考试,首先要在绘图工具上做好准备,俗话说得好“工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快速表现对于工具要求尤其苛刻,由于总体来说时间相对紧张,因此不适合使用水彩水粉之类的主流技法,而应当尽量选择使用能够不间断进行重复工作的绘制方式,如水彩笔、彩铅、马克笔之类的。但这些方式在建筑院校的专业考试中是行不通的,因为那个时期建筑院校的训练对于表现和表达有着非常刻板的要求,图纸的表现往往规定得非常具体。比如说当时绝大多数建筑院校在每一阶段的方案设计作业中对技法和材料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要求学生必须使用水粉表现,就必须彻头彻尾地使用水粉,你局部使用水彩都不行;让你使用水彩渲染,你就不可以画铅笔淡彩。但是到了美术学院这里,只要求最终结果见效即可,而并未对使用的方法做过多苛刻的要求,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


在北京中外合资设计企业中发公司做设计师工作的杨志刚同学,顶着压力给我提供了他们合资公司的最先进的绘图工具,其中最关键的是两套进口的马克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灰色,而如果使用水彩或水粉,灰色是最难调的,而且还需使用电吹风让图纸快干。使用的这样工业化的工具,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在那个鸦雀无声的考场上,当我把那一套堪称华丽的工具铺陈开以后,马上吸引了整个教室中所有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除了工具方面精心的准备外,对考试时间合理的分配方面更胜一筹,这是多年以来对快速表现经验方面的总结所致。也就是提前要把整个的时间分成不同的阶段。读题、构思、草图、起稿、着墨、上色、写说明,最后是整个图面的修饰和调整。我的计划几乎精确到了分钟,因此在整个考场上,我绘图的进度几乎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着,不时引来无数嫉妒的眼光。坐在我身后的一位来自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杨姓考生,眼看自己速度跟不上了,就豁出面子不停的找我借用这些工具,我虽然心里有点不乐意,但又觉得大家同是受煎熬之人,还就大方地让他拿去用了。


绘图工具,图片源自网络


在最后进行的面试环节,我见到了参加这次考试的所有对手。大家拥挤在黑咕隆咚的二楼楼道里,等待着庄严的传令。那一年的考试在环境艺术设计方向,只有一位导师和一个硕士名额。导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张绮曼教授,她的严厉和魄力令人钦佩又让人心生畏惧。而15位考生全部来自中国著名的建筑院校和美术院校,其中建筑院校更是几乎“老八所”全部到场,清华建筑系和中央工艺美院各有两位考生参加考试。那么在强手如林的比拼中,究竟鹿死谁手呢?这也不得而知,但看得出来在面试的时候这些来自名校的考生们个个都趾高气扬,似乎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他们相互调侃着,取笑着,放肆地讲述着自己的考试心得和设计方案的闪光之处。但此时低调的我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觉得自己将作为一匹黑马横空出世,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一骑绝尘,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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